网站首页 > 资讯中心 > 综合要闻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演进与深化

发布时间:2019-03-13 15:54 作者: 乌小花 信息来源: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 浏览量:1083

  【摘要】文章探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思想渊源, 认为传统“华夷一统”思想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源流, 在近代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所发挥的载体作用下不断衍生, 到抗日战争时期对于“中华民族”概念讨论中的共同体观念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雏形得以形成。回顾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思想渊源, 汲取历史发展中的思想资源, 有益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道路的继续探索。

  一、源起:传统“华夷一统”思想

  拥有自觉意识的中华民族虽然是在近代国家危难时期形成的, 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却发轫于古代传统华夷观中的“华夷一统”思想。

  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出现源流的“华夷一统”思想是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出现的。根据考古发现,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 多种文化区就已出现。多种多样的具有地域特征的新石器文化, 在其内部发展动力的推动下开始向外拓展, 与不同的文化进行接触, 于是获得了外部的发展动力。在这个过程中, 黄河流域的农耕文化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强势特征的华夏初级统一体, 与此同时, 周边的几种异质性很强的文明也逐渐形成。伴随着相互之间的交往, “夷夏有别”的观念也随之产生, 其中夏指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部族, 而夷则是指华夏部族周边的其他部族。春秋战国时期, 统治者为突出王权至尊和国家统一, 主张四海之内尽属一家的思想, 思想家们也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等观点, 虽然具有华夷同属一家的思想, 但以“华”为贵、以“夷”为贱, 强调华夏文化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和先进性的观念一直是主流价值取向。秦的统一把西戎、南越等民族并入了中央王朝, 成为中国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开端, 使“华夷一统”思想在主张“夷夏有别”的环境中得到了现实发展基础。隋唐时期受统治政策影响, “华夷一统”思想在此得到了进一步丰富, 随着羁縻府州制的确立, 民族地区经济得到发展, 中央集权也得以巩固。辽、金时期宣扬华夷皆为正统的思想, 元以中原的道统协天下、主张天下一家的思想, 因此, 在这一时期各民族间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满族入主中原后, 批驳夷狄不可统治天下之说, 平定地方叛乱, 奠定现代中国疆域的基础, 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版图最后确立。

  虽然历史上“华夷有别”的观念一直存在, 但从大趋势上来看, 随着统治合法性和民族关系形势的变化, “华夷一统”思想一直处于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华夷一统”思想包含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是一个共同体的观念, 是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各民族的共同追求, 是长期历史发展演变的产物, 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奠定作用, 也为后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确立了思想基础。正如有学者所述, “华夷一体”的观念是大一统思想在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上的表现, 经过历代发展最终使得中华整体观念得到强化。

  二、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

  伴随着鸦片战争的炮响, 西方列强冲开了中国的大门, 中国仁人志士感于大清帝国正在成为他国刀俎上的鱼肉, 深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他们寻求变革之路, 中华民族自我意识在这个时期终于觉醒, 这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发展的思想载体。

   (一) 作为身份认同符号的“中华民族”一词出现

  学界对于梁启超是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先驱者没有异议。日本留学归来的梁启超在目睹了民族主义召唤下全民动员的巨大潜力后, 切身体会到一个统一的民族对国家崛起的重要意义。1902年,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 他写道:“齐, 海国也。上古时代, 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这是目前所记载“中华民族”一词最初的使用, 并一直沿用至今。但梁启超在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时语义内涵并不明晰, 关于“中华民族”是指代汉族还是指代中国的所有民族这一点上时有错乱情况出现。三年后, 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更正了“中华民族”一词的所指, 说明虽然“中华民族”通常指的是汉族, 但“中华民族”并不是只包括汉族, 同时强调了中华民族由多个民族混合而成的多元属性特点。至此, “中华民族”一词明确用于指代涵盖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所有民族, 其内容得到了丰富, 层次也得到了提升。在此之后, 杨度、章太炎等人也相继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 但仍存在把“中华民族”简单理解成汉族的问题。

  梁启超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一切合现实需求的族称, 在这之后, “中华民族”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指代全体国民, 逐渐成为中国所有民族所普遍认可和接受的一个名称。有学者充分肯定了梁启超对“中华民族”一词的创造和使用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 实际体现了现代“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阶段性。尽管在使用中存在大民族主义倾向, 但梁启超创造了现代“中华民族”认同的符号标志, 这契合了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政治规整的诉求, 是构建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理论支撑, 是孕育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思想资源, 对近代中国政治、社会乃至学术思想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深远影响。

   (二) 民族意识觉醒的国家开始构建

  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至清朝末年, 中国封建社会保持着王朝国家形式。在近代世界历史演进过程中, 通过资产阶级主导革命以单一或数个民族为国民主体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发展为世界主导的国家形态, 民族主义也成为促使民族国家生成的重要因素。传统的王朝和西方现代的民族国家相遇, 中华文明面临国家制度的抉择, 融入主流国际秩序还是坚持王朝国家形式不变, 对于拥有长期未被外来文化割裂的中华文化延续性和稳定性的中国来说, 作出改变并不容易。面对西方国家一次又一次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侵略, 在这种强烈的外部压迫下, 中国的民族意识终于抬头。早期阶段, 从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在全国发起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 早期进步变革者希望通过修正国家军事、经济制度来化解清政府统治危机, 但是, 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根基, 只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终究是行不通的。甲午战争的失败使知识分子深刻认识到改革还必须进行政治制度的变革, 1895年康有为领导千名举人上书提出变法主张, 光绪皇帝接受康有为等人的建议, 颁布了数道以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思想发展为目标的新政诏令, 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 但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造成了冲击, 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国民意识觉醒。尔后, 清廷在军事、政治、经济及社会方面发布了一系列改革方案, 但“清末新政”依旧以失败告终。有志之士终于看清, 只有推翻清朝封建统治, 对国家制度进行彻底改变才能救中国。1905年, 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在日本成立了具备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规模的中国同盟会, 结束了当时革命团体各自为阵的局面, 确定了“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 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 但在革命纲领中使用“鞑虏”这一历史上对北方少数民族的蔑称表达推翻清朝统治的目的, 毋庸置疑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其后, 革命派为加速清朝灭亡, 通过多种渠道宣传反满排满思想, 主张要在非满族的国人中发扬民族主义精神。在革命派对排满的宣传中, 梁启超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主张汉、满、蒙、回、藏组成中华民族, 认为对于中国来说, 应该提倡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思想而不是反满排满的小民族主义。其思想直指把推翻封建专制等于排满的错误认识, 集汉、满、蒙、苗、回、藏等中华各民族为同呼吸共命运的整体, 这给旗帜鲜明排满的革命派以深刻启迪。孙中山在日后逐步修正了过去对满族排斥和歧视的态度, 以反满为主旨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开始转变, 强调革命的目的是彻底颠覆君主政体, 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这奠定了辛亥革命时期正式提出“五族共和”论的基础。

  在经历多种尝试后, 中国最终选择了民族国家道路, 抛弃了被斥之为狭隘民族主义的方案, 开始了民族国家的制度框架构建, 这个民族国家有别于西方的民族国家, 是中华民族涵盖多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 中华民族也在这一进程中从一个自在的民族蜕变成为具有自觉意识的共同体。

  (三) 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传入中国

  19世纪,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科学理论, 列宁、斯大林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中对其进行了丰富完善, 这一科学理论终于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国家危亡之际, 马克思主义契合了知识分子对于先进理论纲领引领革命的需求。十月革命胜利, 国人看到了实现民族解放的希望,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开始得以广泛传播。作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的革命先驱者, 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者中最先运用“中华民族”概念, 如他在《晨钟之使命》一文中就有过“中华之民族”的表述。1917年, 他看到世界民族运动兴起, 民族主义高涨, 遂依此提出了“新中华民族主义”的主张, 并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大家庭, 是国内各民族组成的一个统一的整体。他在文中指出, 历史上所称的满、汉、蒙、回、藏、苗、瑶等民族, 今天都全部居于同一国体之下, 他们的文化已经逐渐统一, 文化之间的边界也不再清晰, 凡是属于中华民国的人都是新中华民族, 今后中华民国的制度政策设计, 也应以巩固新中华民族精神为导向。李大钊汲取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民族团结基本原则的精髓, 指出要从政治制度上积极塑造中华民族精神, 对于中国境内各民族患难与共的命运有着深刻认识。另一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也受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影响, 对联合所有民族促进中华民族意识觉醒有着长远思考, 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竖看历史, 分析了世界其他国家社会运动中的联合主义和中国民众小联合的实践历史, 指出中华民族的联合具有可实现性, 号召中国同胞效仿达到中华民族的大联合以实现思想、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各方面的解放。可以看出, 李大钊、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中华民族的描述已经具备共同体思想。经过实践的检验, 作为诸多西方思想之一种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经由马克思主义者传播, 成为指导无产阶级拯救中华民族的强大思想武器, 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三、雏形:抗日战争时期关于中华民族的讨论

    “中华民族”为全国各民族人民普遍认同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时期,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屠杀增强了国人命运相连的共同体观念, 国共两党都认可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同时,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也使得各族人民更加确认了中华民族命运相连的现实, 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注入了动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初步形成。

   (一) 学界论辩中的共同体观念

  “九·一八”事变后, 伪满洲国在东北建立, 从当时的抗战形势着眼, 历史学家顾颉刚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 同时揭开了学界对“中华民族”概念讨论的帷幕。顾颉刚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否认五大民族的提法, 提出对于“民族”二字的使用要慎之又慎, 不能陷入敌人的圈套作茧自缚, 中国只存在自古就是一家的中华民族。此文发表之后, 《益世报》收到不少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 多数文章认为在国家岌岌可危的形势下, 顾颉刚的观点有利于精诚团结, 共御外敌。然而, 刚从英国学成归国的费孝通则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他根据民族学调查, 从学理角度分析了民族、种族、国家的涵义, 指出不能把国家与文化、语言、体质团体等同起来, 不能否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事实, 防止敌人的分化关键在于实现政治团体内部各分子的平等。另一学者翦伯赞也指出顾颉刚在文中否认了少数民族存在的事实, 同时存在把“民族”等同于“民族意识”的片面性。顾颉刚为回应费孝通所提出的问题又撰写了两篇文章进行说明, 表示国难当头, 日本帝国主义用民族问题企图对中国进行分化, “团结的情绪”是构成民族的条件, 他认为在中国境内, 除包含所有中国人的“中华民族”之外, 没有能够称为“民族”的群体。另一位历史学家傅斯年十分同意顾颉刚的观点, 他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立意甚为正大, 是当时环境下对待民族问题唯一正确的政治立场。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顾颉刚先生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阐述尚未达到系统和完善, 甚至存在一些漏洞, 但这一观点是符合中华大地上主体族群凝聚与交融的结果和发展趋势的。可以体会, 在当时抗日战争形势非常危急的情况下, 顾颉刚的担忧不是毫无道理的。他更多的是从政治意义上考虑这个问题, 主张基于一体性来实现国家统一, 为了强调同一民族认同而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境内多民族的存在, 在对民族的认识上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而费孝通则是从民族研究学理角度出发, 非常客观地指出汉、满、蒙、回、藏这些具有不同语言和文化的群体都应被看作是民族, 并主张通过实现各民族政治平等来维护统一, 这种方案无疑更具有可持续性, 是实现国家统一的长远之道。后来, 费孝通理解了顾颉刚的担忧, 没有继续这场关于“中华民族”定义的学术争论。虽然存在不同观点, 但毋庸置疑的是通过这场学术论辩, 学者们以及社会各界对中华民族休戚与共的认识不断深化, 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也得以强调,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初步凸显。

   (二) 国共两党中华民族观中的共同体理念

  在日本加紧侵华的背景下, 国共两党对中华民族概念的认识也有各自的立场和观点。

  国民党继承了孙中山一元一体的“大中华民族”主张, 认为当时的中国只有一个民族, 即中华民族。1943年3月, 由蒋介石授意撰写的被国民党列为必读文献的《中国之命运》一书, 把中华民族视为以血缘和婚姻为纽带的各宗族融合而成的国族, 指出其所具有的共同生存领域、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经济生活、国防五个共同特点。他回顾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 把中国化为各部宗族, 强调宗族之间血缘相连, 构成中华民族的宗族在外敌入侵前安危与共。与孙中山民族定义相比, 蒋介石则更强调血缘的因素, 他试图用旧时以血缘或婚姻联结而成的“宗族”解释中华民族成员间的关系, 要求民众思想回归固守本位的宗法社会, 以此凝聚共同体关系。孙中山曾提出中国“家族主义—宗族主义—国族主义”的民族主义生成逻辑, 蒋介石这些不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的叙述虽扭曲了孙中山的原意, 但孙中山的观点也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蒋介石“中华民族宗族论”的成型, 日本学者松本真澄在《中国民族政策研究》一书中指出, “中华民族宗族论”是实现孙中山“化家为国”构想的具体方案。

  不同于国民党单一民族国家的主张, 抗战时期已在民族地区积累了丰富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则强调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件中就曾深刻分析中国革命的形势, 呼吁全国各民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引导之下, 联合各方面的一切力量共救国难。1938年, 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杨松撰写了《论民族》一文, 首次从理论上对“中华民族”的概念进行了系统阐释, 他在文中引用了斯大林对于民族的定义来论述近代民族的含义, 虽然中国境内一些民族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来界定, 并不完全具备四个要素, 但在中国存在着少数民族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从拥有共同的国籍角度来论, 所有人都属于中华民国的国民, 对外“中华民族”代表中国所有民族。在陷入殖民地危境的关键之际, 只有团结中华各民族为一个整体, 同心协力驱逐外敌, 才能建立各民族自由联合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以实现民族之独立和解放。从文章的表述中可以得知, 杨松已坚定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属性, 同时确认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以及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1939年12月,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开篇就论述了中国社会的中华民族, 他指出中国是一个拥有长久历史, 由汉、蒙、回、藏、苗、彝等数十种少数民族联合形成的国家, 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共同称谓, 中国有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却被日本利用来掠夺中国资源、迫害中国人民, 千年斗争历史促使中华民族通过平等联合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专门对“中华民族”的意涵作了详细论述, 其中所包含的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 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民族观走向成熟, 同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和革命形势认识的不断深化和科学把握, 表达了对中华民族是唇齿相依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坚定信念。

  从孙中山排满思想发生转向开始, 国民党一直坚持大中华民族理念, 虽然蒋介石宣传中华民族宗族论是对日本企图利用“民族自决”的诡计分裂中国的回击, 但在客观上有利于加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民族的自信心, 但试图用“宗族”掩盖各民族的事实存在, 强调血缘对于凝聚中华民族的作用, 则是蒋介石效仿美利坚民族构建模式, 无视民族之间的客观差异, 抹杀少数民族地位, 急于塑造以汉文化为核心的高同质性中华民族的体现。共产党立足于我国民族现状, 并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 提出了与国民党不同的中华民族的概念, 相较于国民党所倡导的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规划——在纷乱的抗日战争环境下, 共产党在强调中华民族共同命运的同时, 不抹灭少数民族在革命中的贡献, 直至建国后进行民族识别, 赋予少数民族各方面的权利, 这无疑更有利于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可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 发挥了凝聚国民的社会效应, 更加符合当时社会条件下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

  总而言之, 抗日战争时期无论是关于中华民族的学术论辩, 还是存在分歧的国共两党的中华民族观, 都在民族危亡之时推动各族人民联合一致对外, 坚持中华各民族命运紧密相连, 都在客观上使“中华民族”成为全民族共同的称谓, 同时, 这也充分表明了从中华民族共同体高度来解决现实问题, 已经成为当时学界和政治精英内化于心的观念。其中, 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理论、观点和策略无疑是最具科学性和凝聚性的, 因而也带来了最伟大的变革和创举。

  四、深化:铸牢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一个新的独立自主的国家在中华大地崛起,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核心, 不仅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 也促进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开启了新的征程。在近代艰苦卓绝抗击外敌的革命斗争中, 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当作使命, 建党初期党进行了艰辛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 终于在成为执政党之后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 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在改革开放后, 又针对民族间关系提出了“三个离不开”的理念, 开创了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道路, 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状况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赢得了各族人民的信任和拥戴,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得以增强。1988年, 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发表演讲之后, 撰写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 再次引发了学术界对中华民族的概念、各民族关系等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探讨。费孝通从中国未曾间断过的历史文化开始探讨华夏族在凝聚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所起的主干作用, 指出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 在多元一体格局中, 对于中华民族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56个民族对于自己民族的认同, 高层次的中华民族实质上是一个既拥有一体属性又包括多元属性的复合体。费孝通用多元性分析各民族的独特历史与文化特征, 再以中华民族千年的发展过程描述各民族不可分割的一体性, 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推动中华民族成为统一团结的命运共同体, 在其叙述中饱含着对中华民族多元性与一体性辩证统一的深刻理解。直至今日, 学界对于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学术探讨依旧不断, 尽管有不同的声音出现, 但都对其基本论点没有异议。“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也成为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高度把握, 对客观存在的民族利益与各民族共同追求之间关系的科学阐释, 对我国处理民族问题、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追根溯源, 我国正是在兼收并蓄的“华夷一统”思想指引下实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态的构设, 到了近代以来, 中华民族从“自在”发展到“自觉”的形态, 从“中华民族”一词的使用, 经过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 最后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提出, 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当代发展与历史思想发展有着密切联系, 这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内涵的升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国人民心中不断强化的历史进程。当前,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华民族空前团结,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空前凸显。尽管如此,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然任重道远。2014年5月, 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 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词被正式提出。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 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 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实践中抽象和升华出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体现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和民族工作情形的深刻把握, 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 汇聚着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追求。作为推动中华民族前进的重要力量,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这个具有特殊的内部聚合力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对我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和发展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要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再一次被强调, 并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样的重大论断第一次写入党的代表大会工作报告, 足以体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时期民族工作中的重要性。

  从“中华民族自觉意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升华, 昭示了中华民族在历史以及未来都将休戚与共的深刻意蕴与独特价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关系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唯有汲取历史发展中的思想资源加以运用, 从制度、法律上保障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 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共同推动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 中华民族才能以更加坚定的意志实现人民安居乐业, 社会团结一致, 国家走向富强, 中华民族也将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昂扬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于

主办:安徽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省宗教事务局)   地址:合肥市庐江路77号   网站标识码:3400000097 站点地图
邮编:230001  电话:0551-62663061  皖ICP备11007533号    

皖公网安备 34010302000742号